社’。这个名字的由来，是因为最初建社的几位元老，在一起欣赏比较不同版本的贝多芬《月光》，比如施奈贝尔、巴克豪斯、霍洛维兹的演奏版本，后来又比较

　　不同作曲家的《月光》，包括老贝、德彪西和福莱的，于是就以‘月光’为名，结了社团。这还是很早……1952年的事。

　　“本来，‘月光社’是个公开的文艺活动团体，不料1956年后开始反右，社里的许多成员因为资产阶级情调重，‘顺理成章’地被打成了右派，本社也被定性为‘右派组织’，取消活动。但我们这些人心里不以为然：大家在一起听听音乐，就算右倾了吗？于是，我们也顺理成章地转入了‘地下活动’。这一来，一旦风声露出，反而引起了校方的注意，专门给我们立了案，疑为反革命或特务组织。而我们的活动也更隐秘，尽量不再接收新成员，各成员对自己‘月光社’的身份守口如瓶，集会也减少次数，精选隐蔽的地点，而且每次集会只召集三分之一的社员，以防哪一次被当场查获，全军覆没。于是，校方逐渐对本社断了消息来源，失去了把握。

　　“从去年开始文化大革命以来，‘月光社’又成为革委会虚拟的‘攻坚对象’，因为‘月光社’只剩下了一个虚名，谁也不知道还有哪些人是成员，没有任何集会活动的蛛丝马迹。

　　“去年九月份的时候，我们正在这里集会，一个清秀的男青年，手里捧着一叠唱片，冒冒失失地闯了进来。他请我们原谅他的鲁莽，自我介绍说叫柳星，酷爱古典音乐，但因为家里穷，虽然能买到些二手的唱片，却无论如何买不到唱机。有一晚经过解剖楼，他隐隐听见里面传来乐声，偷偷进来，看见是一群人在集会赏乐，便兴冲冲地去捧了唱片来，谁知他再来时，楼里就没了人。之后一段日子里，他执著不懈，天天到解剖楼来等，那晚终于又撞见了我们，并恳请加入本社。

　　“我们见他说得一片赤诚，便同意他加入，并警告他本社‘地下’的性质。他发誓一切保密，便参加了几次聚会，几乎认识了社里所有同人。

　　“十一月下旬，本社的绝大多数成员忽然都被隔离审查，查的就是‘月光社’的问题。我们当然矢口否认，但调查组都是有备而来，将我们两个月的聚会情况一一列出，并让我们出示不在场的旁证，这下为难了大多数成员。审讯过程中，调查组向我们出示了第一手的人证对质，你想必猜得出，那人正是柳星。”

　　我淡淡地说：“既然有这么可怕的先例，我看你们还是不要收我做成员吧，以免再为人所害。”

　　刘存炽说：“除非你没有兴趣，我们决不怀疑你的意图。其实，那柳星年纪不大，但对古典音乐还是颇有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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