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至今，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有了30年。30年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起伏跌宕，精彩纷呈，充满戏剧性。其中有成就，有经验，也有失误和教训。比较中国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这两大改革的鸿篇巨制，经济体制改革成就卓著，耀眼夺目；而政治体制改革则步履蹒跚，充满曲折，至今似乎仍然不得要领。特别是上一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政治体制改革愈益冷静，差不多已经从人们的话语甚至思考中消失了。不过，毕竟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进行到相当的深度，政治体制改革的相对落后对整个改革造成了拖累这一点已经非常明显，政治体制改革不仅亟待着手进行并且还需加紧进行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越来越凸现出来。政治体制改革成了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关键。

　　社会系统是由一套完整的制度体系构成的。不同的社会系统根本区别就在于其制度体系的性质与功能不同。从广义上讲，每一个特定的制度体系（社会形态）中的各项具体制度，相互间应该是协调的，作用应该是相互促成和互补的，互动应该是良性的。制度间的协调性和良性互动出自于制度的对称性。在制度对称的状态下，社会处于“全制度要素”治理状态，各项具体制度相得益彰、相辅相成，效用放大，此即所谓的“良治”状态。反之，在制度不对称的状态下，各种制度互相耗损，效用彼此抵消，社会治理就会出现混乱。社会是统一有机体，各个制度领域之间密切相关，如果这种相关是对称的，社会发展就是良性的。社会各个制度领域又具有相对独立性，所以可能出现不对称现象。如果不对称出现，则发展就是不良的。不同的制度从对称到不对称再到对称，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之一。迄今为止，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是人类社会的两大基本制度，这两大基本制度客观上必须是要有对称性的。这种对称性——人们一般称为“适应性”——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马克思主义显然也注意到了制度对称问题。马克思认为，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这里，马克思实际上就是讲的制度的对称性。

　　目前中国的经济基础已经从计划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上层建筑必然、也必须发生相应的变化，否则，旧的上层建筑就会对新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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