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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乌兰以晃理想很丰满，现实却距离相当遥远。

　　如果乌兰以晃知道甄金的管理方式为经济和军事融为一体，务农和打仗之间的转换，就如同放下镰刀，拿起锄头一样自然，或许他就改变了主意。

　　甄金这样的管理层次和机构，在使用和管理土地过程中，是很重要的组织工具，也是在军事行动上，现成的指挥机构。

　　一些比较兴盛的牛犋，往往得益于有一个好的管理机构，比如甄金的北牛犋就有赵贵管理义和渠，米寿掌管记账财务，刘琦负责牛犋上的全盘事务，人称琦掌柜，就是大总管，刘富则掌管土地的耕作经营，同时负责对长工短汉的管理。

　　这几个管理人员都是河套有名的能人，他们使得北牛犋空前繁荣，北牛犋在当时雇用工人耕作的土地有一万多亩，雇用长短工六、七百人。

　　这样，一旦有了军事行动，这个刘琦就是百夫长，率领着六七百人一齐上阵。

　　“公中”和“牛犋”在平时一般自行管理，渠主并不直接控制。只有在“每年春节前，各个牛犋掌柜把收支情况列上清单”，上报给渠主。渠主对于管理情况并无具体了解，较多的是采用各种方式监督钱粮，并对敢于贪污钱粮的掌柜加以惩罚。

　　比如，甄金一旦发现有人贪污了他的财粮，轻者驱逐出境，重则投入大渠淹死。

　　这也使他用军法管理经济的一个方式。凡是违反军法的，一律处以重刑。

　　在各个“公中”和“牛犋”的内部管理中也是较为严格的，如同军营。

　　还是以北牛犋为例，，对于雇工的“收工、出工、休息、吃饭、均听钟声为号，以统一行动”。

　　比较起清军正规部队的**。这些经济机构中的机率反而更加严整了。

　　而且“公中”不仅是水利开发的主要机构，甚至承担了一般社会职能。

　　在地一部造一院落，邻近之农家及佃户呼之为‘公中’，在昔一切事件，不论民事刑事，皆由‘公中’解决，简直就是一个只能齐全的官府衙门了。

　　而且肯定比那些衙门效率高，他们可没有功夫让这些人扯皮不干活！

　　开渠所费资金巨大，且渠道开成之后。所惠及的土地并不止地商自己包租的土地。

　　因此，地商并不是完全的各自为政，也在一定程度上采取了互惠互利，合作开发的模式。而且出现了专门的董事机构，这些公中处所，就是地商集资建立公共议事场所，规模壮阔，需要专门的公中董事一类来作为议事机构。这足以说明其合作的深入程度。

　　在河套最大的干渠――永济渠的管理问题上，地商们的合作程度更是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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